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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醫學是現代臨床醫學中的一門新興邊緣學科，在我國已經走過40余年心路歷程，成為繼內科治療和外科治療之后的第三大臨床治療手段。現結合對我國介入醫學發展歷史的簡要回顧、所處現狀的客觀剖析以及對未來方向的認識，探討我國介入醫學發展的亮點、痛點和焦點，從而進一步明確我們的形勢與任務。

1895年，德國物理學家Roentgen發現X射線，為放射診斷與治療學及介入放射學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隨后血管造影術僅作為一種新奇而冒險的診斷技術偶被應用于臨床診斷和基礎研究，直至1953年瑞典醫師Sven- Ivar Seldinger發明套管針-導絲-導管穿刺法，血管造影技術才被逐漸廣泛認可和應用，與此同時“介入放射學”概念逐步孕育。1963年，美國醫師Dotter等［1］首次提出利用非外科性技術在進行影像診斷的同時治療疾病的設想，并且在1964年首次采用同軸導管技術對下肢動脈狹窄患者成功進行擴張治療，改善了血液循環，緩解了下肢缺血癥狀，這成為現代介入醫學理論和實踐的奠基石。1967年，Margulis［2］在美國放射學雜志上最早提出“Interventional Diagnostic Radiology”，即“介入診斷放射學”概念，而“InterventionalRadiology”，即“介入放射學”概念是1976年由Wallace等［3］在《Cancer》雜志上正式提出。

介入放射學于20世紀70年代末傳入中國，我國老一輩介入放射學家林貴、劉子江等在設備及器械落后情況下，克服困難，不惜犧牲個人健康，為中國介入放射學發展拉開序幕。1979年，榮獨山和林貴［4］報道針對原發性肝癌肝動脈造影的研究；1982年，劉子江受國家衛生部委托首次在貴陽醫學院放射科舉辦衛生部介入放射學學習班，培養了我國最早一批介入放射學工作者。從此星火燎原，介入放射學在中國大地蓬勃發展。1986年，在山東濰坊召開第一屆全國介入放射學學術會議，自此開始了我國介入放射學日新月異的學術交流。1990年，衛生部下發《關于把一部分有條件開展介入放射學的放射科改為臨床科室的通知》，從管理體制上確立了介入放射學的作用和地位，一些大醫院相繼成立介入病房或獨立設置的介入科及介入研究室等，從而進一步促進了

中國介入放射學發展

盡管中國介入放射學事業取得了輝煌成就，但其發展歷程可謂是“篳路藍縷啟山林，櫛風沐雨砥礪行”。它在中國誕生的第一天起，就面臨著各種挑戰和阻力。首先是介入器材嚴重缺乏，品種嚴重不全。很多老一輩介入放射學工作者都體驗過“一管難求”的局面。其次是缺乏介入診療專用影像設備。很多介入放射學先驅不惜以承受更多射線輻射為代價，利用胃腸透視機來開展各類介入診療工作。直至20世紀90年代，也僅是少數大型醫院才有了專用DSA設備。此外，介入診療作為一個新興事物，還要面對患者將信將疑的目光和來自醫院相關臨床學科對介入診療不理解和不認識而發出的責難和抵制。中國介入放射學就是在這樣的條件和困境中一路走來，發展壯大的。

在我國介入放射學如火如荼地發展與壯大的大背景下，“介入醫學”概念悄然而生。當年，劉玉清等為代表的老一輩影像診斷與介入治療專家率先提出“介入醫學”概念和理論，這預示著在我國必將有“大影像”和“大介入”學科以及相關學會的形成。1996年11月18日至20日，由國家科委、衛生部和醫藥管理局組織的中國介入醫學發展戰略及學術研討會在京召開，并在次年《中華放射學雜志》上發表了《中國介入醫學發展戰略及學術研討會紀要》［7］。1997年7月，《實用放射學雜志》刊登了《團結協作、發展提高——為介入醫學的發展而努力》的文章［8］。中華醫學會放射學分會從1990年開始成立介入學組，到2018年一共9屆。在幾代人不懈努力下，我國介入醫學在診療技術應用、臨床療效提高和專業學科建設等方面已走在國際前列［9- 10］。

目前為止，我國已經能夠獨立完成國際上所開展的介入診療技術，而且逐步掌握了許多獨立自主生產介入診療產品的核心技術。然而，就整個介入醫學行業發展而言，我們依然面臨重重困難和挑戰，依然存在許多值得關注并亟待解決的痛點。

首先是學科平臺建設亟待強化與完善。良好的平臺建設是實現學科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礎。盡管在醫療機構中介入專業與學科已普遍形成并在規范化發展，但學科歸屬與地位還亟待明確和提高。一方面，隨著介入診療技術在臨床疾病診治中廣泛應用和專業隊伍不斷壯大，介入醫學從業人員已由單一放射學或影像學專業，發展為來自許多相關臨床專業學科。

另一方面，介入醫學專業學科工作性質屬于臨床治療范疇，但在很多省、市、自治區依然要按照影像學專業來對介入醫師進行職稱考核和評定。特別是國家有關部門推行的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規培）方案中，依然沒有專門針對介入醫學科醫師的規培方案。此外近些年來，伴隨著介入醫學專業的發展和壯大，全國半數以上省、市、自治區醫學會已相繼成立介入醫學分會，而且2014年中國醫師協會也專門批準成立了覆蓋全行業的介入醫師分會。然而國家有關部委卻依然沒有“介入醫學”專業的學科設置和相關代碼。這對于本行業規范化發展與管理極為不利。因此，依然需要我們全體介入診療從業者共同努力，積極呼吁，繼續加強和完善我國介入醫學專業學科平臺建設。

第二是產業技術創新能力和產品國產化率亟待提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要強化戰略導向和目標引導，加強對關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學問題的研究部署，作出戰略性安排，要在關鍵領域下大功夫，盡早取得突破，力爭實現我國整體科技水平從跟跑向并行、領跑的戰略性轉變，在重要科技領域成為領跑者。這些策略同樣適用于我們介入醫學行業的發展。介入醫學是一門高度依賴器材設備的學科，以往我們所掌握的只是國外產品的應用和操作技術，而不是這些產品生產制造的核心技術。我們所使用的各類介入診療產品的百分之八九十以上還要完全依賴進口，如果沒有這些進口產品，我們許多介入診療工作則寸步難行或將一事無成。長期依賴進口產品的結果，一是價格昂貴，二是像“中興事件”一樣可能面臨突然“斷奶”。我們歡迎也需要進口產品，但也應該有我們自主創新的國貨［11］。

第三是高層次人才隊伍建設亟待加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寶貴的，一切創新成果都是人做出來的。硬實力、軟實力，歸根到底要靠人才實力。近年來，我國介入醫學事業的發展和普及造就和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介入醫師、介入專家、介入學科帶頭人和優秀團隊，但與影像學科及其它臨床學科相比，人才隊伍總體水平和數量仍有很大差距。更缺乏國家級高層次人才，也沒有國家級優秀團隊。不解決人才隊伍的危機，介入醫學學科平臺建設和介入器材設備創新都將成為一紙空談。

第四是科學研究意識和能力亟待提升。介入醫學人才隊伍建設需要大力加強，而我們現有介入醫師隊伍的科研意識和科研能力水平更需要重視和提升，更需要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介入醫學相關各種學術組織要起到一個引領作用，積極弘揚學術精神，鼓勵臨床醫療與科研并重。每一個團隊的學科帶頭人更應率先垂范，除了要有較高的臨床介入診療水平外，還必須具備較強的科研意識和科研能力，而且還應有豐厚的顯示性成果，如科研項目或課題、論文、專利和科技獎勵等。這樣才能以點帶面，提高整體介入學科在醫院乃至整個醫學中的地位。尤其在介入診療器材與設備的研究開發、性能改進及成果轉化方面，更是一個以醫工結合為主的產、學、研、用合作的團隊行為。優秀的介入醫師不但要有精湛的醫術，還要有勇于創新的開拓精神，從臨床工作中發現問題，并獨立或與科研機構及相關企業合作開展科學研究與科技攻關。